问题在于，国家凭什么要向富人征税，而不是向穷人征税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便不会让富人心服口服，心甘情愿。

如此，中国完全有可能继韩国和我国台湾之后，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，再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，这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，对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也必将做出巨大贡献。东亚经济体，之所以能够成为二战后少数几个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，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，就是因为东亚经济体一直都是市场经济，同时有一个有为的政府。

所以，造成中国2010年后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，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外因，即发达国家尚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，经济发展滞缓，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不振。如此，投资和消费均可得到有效促进和支持。如是后发优势的利用让它们实现了20年7.6%-9.2%的增长，就代表这个后发优势让我们还有20年年均8%增长的潜力。唯一能支撑经济较快速增长的是消费，在此状况下，显然，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是体制机制所致，也并非我们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使然，而是国际周期性因素引致。鉴于此，我认为，政府作为反周期的财政空间依然很大。

根据有关统计数据，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务为10万亿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.2%，两者加起来的负债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%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。例如，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东盟（亚细安）自由贸易的升级版，同时对TPP等新型的高标准贸易组织抱开放和积极的态度。

再者，1990年代中期以来，中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但到今天仍然没有确立起来。市场化的改革除了要用法律形式，来规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之外，还需要其它经济制度的支持，包括财政税收、金融制度、现代企业制度等等。如果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到位，也就是说不能确立中小型民营银行（或者国有银行），那么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是不能得到服务。《决定》继续开放政策，并且决定要通过放宽投资准入、加快自由贸易和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方式，来推进更全面的开放。

近年来，土地财政对各级政府的贡献，也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。应当说，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央手中。

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并且地方差异巨大，实现公民权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无论怎么说，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，并且在各个阶段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必须重新改革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。1994年，为了扭转财政过于分权的局面，中国进行了分税制的改革。

经济领域的第四对重大关系，是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。要使得户口制度改革更具有意义，还必须和城市体制改革，尤其是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结合起来。尽管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，但非国有企业这种理论上的地位，需要体现在制度层面。多管齐下改革户口制度 再者，《决定》也强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。

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，大大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，但农民本身并没有获取很大的利益。这次《决定》又强调，在推进现有试点（即上海自贸区）基础上，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区（港）区。

根据这次《决定》，中国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制度。国有企业的这种中国特色必须加以改变。

除了向银行借钱，搞各种债务，地方必然继续向社会攫取财政资源。城市越小，户口就越开放。可以说，农民参与到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，但没有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。否则，给予农民一个小城镇的户口，意义并不大。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 这次从《决定》所述的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的内容来看，中央政府一方面会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源，从而是更大的财权。城乡二元分割是个老问题。

同样，中国也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微型银行或者金融机构，为微型企业服务。尽管中央政府也要求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，但因为不符合经济逻辑，中小银行得不到所需要的服务，微型银行更不用说了。

在很多年里，土地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，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层出不穷。另一方面中央本身也势必承担更大的责任。

在经济领域，另外一对重要关系无疑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。有一点很清楚，如果这样的结构改革不到位，光强调利率的自由化，结果会更糟糕。

中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有利于国有企业，而不利于民营企业。尽管仍然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，但同时容许农民的集体土地，通过不同流转途径进入市场，并且让农民获得土地市场的红利。随着中央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展，公民权也会不断到位。结果，必然加剧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。

这次全会强调，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。当然，这样的改革也会有利于人才的流动，实现人才下沉的目标，有利于国家经济、社会等方面的平衡发展。

面对这些问题，一些国家开始搞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。例如，国有企业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，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及其员工，但一旦国有企业亏损，就会向国家寻求救助。

不过，人们也应当对此抱有现实主义的态度。在户口制度改革上，《决定》也有现实的考量，即不同类型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户口开放制度，基本原则是城市越大，户口的限制越大。

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初以来，农民以自己的低价劳动力塑造了中国的制造业。户口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在不同层级的城市已经在展开。中国的城市的特点，是每一个城市拥有一个行政级别，而行政级别的高低又决定这个城市所能取得的各方面的资源。进入专题： 经济改革 市场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 。

因此有人说，中国只有市民，而没有公民。尽管大城市已经过于拥挤，但人们还是往大城市跑。

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大多数人们称之为公共服务的东西，没有一项是全国统筹的，连省级统筹也都没有，只有市级统筹。如果城市体制改革和城（镇）化能够改变这种现状，户口的改革才会具有实质性的意义。

《决定》表示要支持发展中小型民间银行等金融机构，这应当是要通过破除国有银行垄断一切的方法，来解决金融制度的结构性问题。如果不改革现存的一系列制度，尤其是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，这个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下去。